nba骑士vs公牛:中國很快⾯臨⼀個全⾯弱智的時代

鄭永年 原創 | 2019-06-10 10:55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焦點關注
關鍵字:中國 弱智 

骑士vs凯尔特人g7感动 www.znids.club   ⽆論就中國歷史還是就世界歷史⽽⾔,這個時代⽆疑是⼀個偉⼤的時代。

  ⾃改⾰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巨⼤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乃⾄政治轉型。就經濟⽽⾔,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初⼀個貧窮的經濟體躍升為世界上第⼆⼤經濟體,從⼀個⼏乎處于封閉狀態的經濟體,轉型成為世界上最⼤的貿易⼤國,并且已經儼然成為世界新⼀波全球化的領頭⽺。

  ⽽這些變化的背后,是從原先計劃經濟向中國⾃身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就社會發展⽽⾔,這些年⾥中國已經促成了數億⼈⼝的脫貧,同樣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盡管還有很多窮⼈,但⼈均國⺠⽣產所得也已經接近9000美元。

  社會其他⽅⾯的發展也同樣顯著,包括⼈⼝壽命、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1949年之后建⽴起來的制度經受住了各種挑戰,化解了各種?;?;盡管仍然被⻄⽅簡單地視為權威主義體系,但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顯現出其⾼度的韌性和靈活性,與時俱進。這個偉⼤時代的偉⼤實踐,需要⼈們來解釋,來提升,概念化和理論化,從⽽創建出基于中國經驗之上的中國社會科學體系。很顯然,這是中國知識界的責任。

  這個責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國知識界的偉⼤時代,但現實⽆⽐殘酷,當中國成為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實驗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則進⼊⼀個悲歌時代。

  說是知識的悲歌時代,倒不僅僅是因為權⼒、⾦錢和⼤眾對知識史⽆前例的鄙視,也不是因為知識常常被⽤來點綴、成為可有可⽆的東⻄,因為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

  今天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身的主體地位,⽽⼼⽢情愿地成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中國⼤學眾多,每年都有很多校慶,不過⼀次次校慶就是對知識的⼀次次羞辱。

  每次校慶,⼤家⽆⼀不是以培養了多少政治⼈物、多少富豪⽽感到⾃豪,唯獨說不出來的就是,沒有⼀個⼤學已經培養出⼀位錢學森⽣前所的說“⼤師”。

  實際上,今天⼤學或者研究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公共論壇乃⾄學術研討會,⼈們都已以邀請到⼤官⼤富為⽬的,⽽知識本身則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的陪襯物。

  知識體系是任何⼀個⽂明的核⼼,沒有這個核⼼,任何⽂明就很難在世界上⽣存和發展,⾄多成為未來考古學家的遺址。從知識創造的⻆度來看,正是偉⼤的知識創造才造就了⽂明。

  在⻄⽅,從古希臘到近代⽂藝復興再到啟蒙時代,這是⼀個輝煌的知識時代,沒有這個時代,就很難有今天⼈們所看到所體驗到的⻄⽅⽂明。中國也如此,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陽明等,鑄造了中國⽂明的核⼼。

  就知識創造者來說,知識創造從來就是個⼈的⾏為。盡管有些時候也表現為群體知識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但群體知識仍然是基于個⼈知識體系之上,只是⼀些學者之間有了共識,才形成為互相強化的群體知識。

  同時,在中國“學⽽優則仕”的政治環境⾥,知識表⾯上是政府知識分⼦(也就是“⼠”)這個階層創造的,但應當指出的是,政府從來不是知識的主體。

  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在知識創造過程中就沒有責任,政府既可以為知識創造有利、有效的環境,也可以阻礙知識的創造。因此,從知識創造者這個主體來反思當代中國的知識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要回答“我們的知識創造者⼲什么去了呢? ”這個問題。

  ⼀個⼀般的觀察是,在中國社會中,歷來就是“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爭智于孤”。這⾥, “爭名于朝”是對于政治⼈物來說的, “爭利于市”是對商⼈來說的,⽽“爭智于孤”則是對知識⼈來說的。今天的知識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現代知識⼈已經失去了“爭智于孤”的局⾯,⽽紛紛加⼊了“爭名于朝”或者“爭利于市”,有些知識⼈甚⾄更為囂張,要名利雙收。

  爭名于朝。現在和過去不⼀樣了,從前是“學⽽優則仕”,從學的⽬標就是從官,并且兩者沒有任何邊界。現在從學的⽬標已經⼤⼤超越(⾄少在理論上說)

  了從官,并且兩者之間有了邊界。盡管⼤多知識⼈⼠不為官了,但“為官”的⼼態仍然濃厚,因此還是通過各種變相的⼿段爭名于朝。當然,這背后還是巨⼤的“利益”。競相通過和“朝廷”的關聯來爭名,這個現象隨處可⻅。

  ⼀些學者給政治局講⼀次課就覺得⾃⼰⾮常地了不得了。

  今天在做智庫評價指標時,⼈們以爭取到⼤領導的批示和認可作為了最重要的指標。更有很多知識分⼦對⼤官竭盡吹⽜拍⻢之功能。⽆論是被邀請給政治局講課還是⽂章拿到了領導的批示,這可以是⼀個指標,但并⾮唯⼀甚⾄是最重要的指標。

  知識有其⾃⼰的指標。如果知識⼈以這些東⻄來衡量⾃⼰的知識的價值,那么不僅已經是⼤⼤異化了,⽽且很難稱得上知識。

  爭利于市。這對中國的知識分⼦是個新⽣事物。傳統上,從理論上說,知識分⼦和商業是遠離的。

  從認同上說,知識分⼦顯得清⾼,不能輕易談錢的問題;從制度層⾯來說, “⼠、農、⼯、商”的社會安排把知識分⼦和商隔離開來。當然,在實際層⾯,兩者也經常⾛在⼀起的。不過,現在情形則不同了。

  知識分⼦其利益為本、以錢為本,公然地和企業⾛在⼀起,各個產業都“圈養”著⼀批為⾃⼰說話、做⼴告的知識分⼦。

  ⼀個顯著的例⼦就是房地產業。中國的房地產能夠⾛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僅僅關乎房地產商和地⽅政府,⽽且也關乎于這個產業“圈養”的⼀⼤批知識分⼦,因為這些⼈在每⼀步論證著政府房地產市場政策的正確性,推波助瀾,⽽⾮糾正錯誤。

  知識分⼦以其他⼿段爭名利在現代社會,除了和政治權⼒和商業利益發⽣關系,知識分⼦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段來爭名利。

  例如,爭名于“名”,即通過炒作既有“名⼈”⽽成名。

  研究既有名⼈未嘗不可,⽽且也是知識⽣產和創造的⼿段。不過,在今天的中國,⼈們不是認真地去研究名⼈,⽽是完全根據⾃⼰的或者他⼈的需要,隨意糟蹋名⼈。例如王陽明。王陽明是個⼤家,現在被炒得很紅⽕。

  不過,很遺憾的是,沒有⼈真正在研究王陽明,可以預⻅的是,如果現在的情況延續, “陽明學”很快就會演變成⼀種庸俗不堪的宗教,不僅靜不了⼈們的⼼,反⽽會攪亂⼈們的⼼。

  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國學”處處可⻅,⼈們所期望的國學精華沒有出現,⽽那些“⽜、⻤、蛇、神”則已經泛濫成災。

  中學如此,⻄學也如此。例如⻢克思。在世界范圍內,今天的中國擁有著最⼤群體的⻢克思研究機構和⻢克思研究者,因為⻢克思⼏乎已經成為官⽅的“國學”。但是認真去讀⼀下這些機構和學者的產品,有多少⼈懂⻢克思。⻢克思只是政治,只是飯碗。

  在互聯⽹時代,知識更是具備了“爭名利于眾”的條件。這⾄少表現在兩個⽅⾯。

  ⼀⽅⾯,知識⼈通過互聯⽹⾛向了“市場”,把⾃⼰和⾃⼰的知識“商品化”。當然更多的是充當“販賣者”,即沒有⾃⼰的知識,⽽是販賣⼈家的知識?;チ?#12153;是傳播知識的有效⼯具,但這⾥的“販賣”和傳播不⼀樣,傳播是把知識⼤眾化,⽽“販賣”的⽬的僅僅是為了錢財??純囪巰?#12103;漸流⾏的“付費知識”就知道未來的知識會成為何等東⻄了。

  另⼀⽅⾯,互聯⽹也促成了社會各個⻆落上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宗教迷信、巫術等等)登上“學術舞臺”,并且有變成主流的⼤趨勢,因為衡量知識價值的是錢,是流量。

  ⽽后者的⼒量如此龐⼤,更是把前者拉下了⽔。今天的知識分⼦都是在爭流量,為此⼤家爭俗、爭媚,媚俗和流量⽆疑是正相關的。更可惜的是,官⽅也往往把“流量”和社會影響⼒等同起來。這就不難理解,即使官⽅媒體也和眾多⾃媒體⼀樣,堂⽽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學者沒有⼀個是爭名爭利的,有很多為了⾃⼰的知識尊嚴甚⾄付出了⽣命的代價。

  歷史上,不乏知識⼈被權⼒和資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來才逐漸有了⾔論⾃由的保障。對⼤多數學者⽽⾔,名利并⾮是追求⽽來的,⽽僅僅只是他們所創造知識的副產品。

  很多學者⽣前所⽣產的知識,并沒有為當時的社會所認可和接受,窮困潦倒。

  那些能夠遠離名利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名⽽不利。屈原便是⼀個很好的例⼦。

  ⽑澤東曾經評論過屈原,認為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被開除了“官籍”、 “下放勞動”,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會⽣活,才有可能產⽣像《離騷》這樣好的⽂學作品(引⾃鄧⼒群著《和⽑澤東⼀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旦進⼊了名利場,知識⼈便缺少了知識的想象⼒。⼀個毫⽆知識想象⼒的知識群體如何進⾏知識創造呢?⼀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為知識之于⺠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近來⾃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識的創造、創新。為此,國家也投⼊了⼤量的財經資源,培養重點⼤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才等。但現實情況極其糟糕,因為國家的投⼊越多,名利場越⼤;名利場越⼤,知識⼈越是腐敗。

  最近,清華⼤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錢穎⼀稱中國還沒有建⽴起近代⼤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可以補充的是,不僅沒有建⽴起近代型⼤學,⽽且也遠遠落后于傳統書院制度。實際上,⽆論是近代⼤學還是傳統書院,重要的并不是⼤學制度或者書院制度本身,⽽是⼤學和書院的主體,即知識⼈。

  有了以追求知識的知識⼈之后,這些制度就⾃然會產⽣和發展;⽽在缺少知識⼈的情況下,最好的⼤學和書院也只是⼀個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識⼈⾃愿墮落的情況下,這類居所越好,知識越遭羞辱。

  知識圈在下⾏,知識也在下⾏。盡管預測是危險的,但⼈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這個⽅向不能逆轉,那么中國很快就會⾯臨⼀個知識的完全“殖⺠化”時代,⼀個全⾯弱智的時代。

  道理很簡單,⼈們已經不能回到傳統不需要那么多知識的時代,知識是需要的,但⼈們因為沒有⾃⼰的知識,那么只好⾛“殖⺠”路線,即借⽤和炒作別國的知識。

  在很⼤程度上說,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就是這個⽅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數⼗年可以想象的。

個人簡介
浙江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季刊主編,1997年到2006年擔任過香港《信報》的專欄作家,2004年開始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專欄。1985年和1988,分別從北京大學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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