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骑士vs活塞:如何看待“大數據與計劃經濟”的關系

江小涓 原創 | 2019-06-04 17:21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計劃經濟 大數據 

骑士vs凯尔特人g7感动 www.znids.club   「摘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網絡技術與大數據的發展,為政府改進管理和服務提供了新的能力和機遇,也帶來新的問題與挑戰。本文首先指出大數據技術對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項基本職能的積極影響;接下來分析大數據技術如何推動解決政府管理與服務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積弊和難題;最后部分提示大數據技術帶給公共管理的若干問題和挑戰,以及應對的思路和舉措。本文的分析還表明,公共管理新的實踐對理論研究提出新的需求,理論界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領導人對此高度重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總理要求,要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始終抓住“放管服”改革這一牛鼻子,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當下,信息技術特別是網絡和數據技術發展,為政府提高履職能力和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公共事務和自身事務,提供了新的更多的有利條件,也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

  一、政府履職具備更多數據支撐

  國家公共治理體系和市場體系是影響經濟發展、社會秩序和人民福利的兩支主要力量。政府是公共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政府承擔著管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生態等方面事務的職能。其中,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是四項基本職能。大數字技術為政府更好履職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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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更多指標印證宏觀經濟形勢。宏觀經濟變量如增長、投資和消費等,與許多實物指標、運行指標等有確知的相關性,如用電量、貨運量等。現在,大數據技術提供了更多能夠利用的指標,如工程機械制造企業能夠通過物聯網得知全球各地用戶設備的實時使用狀況,并能夠與投資、工程建設、房地產建設等指標及時有效地相互驗證。再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是重要的調控指標,現在一些平臺性網絡企業也發布與之高度相關的指數,例如“1號店快速消費品價格指數”,“阿里巴巴網購價格指數”(aSPI)和“阿里巴巴網購核心商品價格指數”(aSPI-core)等。由于這些指數直接從網絡產生的海量實時數據中挖掘產生,真實性、實效性都較好,為政府相關決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1]這方面的研究國內外有許多,例如利用網絡搜索指數或其它大數據技術對就業形勢、增長率、通脹預期、房價趨勢、投資指數等問題所做的研究,均取得了有意義的結果。

  其次,結構性數據呈現行業特點。互聯網、物聯網的廣泛應用,能夠反映出許多產業、企業、產品的生產、銷售和運轉情況。例如各種原材料的市場價格、各種產品的出廠價格,各種設備的開工情況、各種商品的銷售情況等等,這些信息更加實時、定向和顆?;?/strong>,而不僅僅是CPI、PPI、開工率這種匯總指標。因此,政府在繼續實施總量調控的同時,有可能更多地采用結構式、分布式政策,在差異化調控的基礎上實現總量目標。

  第三,新經濟形態提供新的經濟指標。近幾年,電子商務交易量、用云量、上網時長等等全新的指標呈現出來,反映出這些新經濟形態的規模和趨勢。以用云量為例,數據是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第一生產性要素,而云就是存儲、運輸、加工、應用數據的基礎設施。“用云量”本質上衡量的是數據這個新要素投入和消耗的關鍵指標,反映了數字經濟的熱度和規模。近年來年全國“用云量”呈現出快速增長的特點:2017 年下半年全國“用云量”總量較上半年環比增長66.5%,年度化增長率 133.1%。2018年一季度增速再上臺階,較去年同期同比增長138.6%,表明了云經濟的活躍與增長。[2]

  再以上網時長為例。網絡上B2C的交易如購物、玩游戲、看視頻、聽音樂、社交媒體插入廣告等,都需要消費者花費時間上網。因此,網民數量和人均上網時長是這類經濟活動活躍程度和增長潛力的重要指標,兩者構成上網總時長。最近幾年,我國這幾個指標增長趨緩,2017年網民上網總時長出現下降。這個變化提示,網絡B2C交易的增速可能下降,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和動力源。

  這里需要強調一點,大數據雖然提供了有關市場運轉的海量信息,樂觀者甚至認為有望解決計劃經濟所需的信息問題,但是,大數據并不能解決同樣重要的激勵相容、企業家風險偏好和預算軟約束等問題。所謂基于信息技術的計劃體制不具備現實意義,因此政府的經濟調控仍要謹慎,不能隨意干擾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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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信用和監管缺失時,交易過程中會出現大量欺詐、造假行為,干擾市場正常運行,降低經濟整體效率。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違背誠實守信原則的行為不斷發生。有研究指出,由于誠信缺失致使我國企業每年損失超過6000億元;還有研究估計,誠信問題導致我國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帶來的損失約占GDP的20%。[3]雖然這些測算的方法和數據也許有需商榷之處,但問題突出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監管本身也有成本,傳統的監管手段如針對市場主體的審批、檢查等過程,可能產生不作為、尋租和腐敗行為,有些時候,不當監管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可能還要多,管與不管成為兩難。

  新的信息技術為政府監管市場提供了新的手段。通過對市場活動中大量信息的收集和處理,能夠快速發現許多原來不易被察覺的失信行為,并將之記錄或曝光,從而增加了失信行為的成本。政府有大量日常監管中所獲得的產品質量、消費投訴、貨物價格、行政處罰等相關信息,在此基礎上可以篩選出需要進一步跟蹤的企業和產品,并與更多的已知信息如注冊、納稅、社保、醫療、信用卡紀錄、駕駛紀錄等信息比較對比,識別出異常現象,及時發現那些涉嫌違法可能性較高的市場主體,有針對性地加強監管,提高市場監管能力并降低監管成本。

  再如,醫療保險行業支出金額巨大,各國都存在大量的騙取醫療保險的行為,嚴重影響醫保體系的正常運轉。2011年,IBM針對各國醫?;溝男棖笸瞥雋艘惶字悄芑潭冉細叩囊攪品榔壅┫低?,這套系統中的數據涵蓋了20多個學科,定義了2000多種分析指標,利用先進的大數據技術有效地幫助了多國醫保系統識別和預防醫療欺詐,降低了醫療成本,為政府醫療服務和醫保管理水平的提高發揮了作用。[4]以前我們講“人在干、天在看”,通過敬畏心來約束不法不端行為,有了大數據,就能實現“人在干、網在看,云在算”,此時真得能看得見、看得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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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社會管理任務復雜繁重。現在,數據采集設備的大量使用,使得人們的社會活動形成海量、多維、真實的數據,為政府加強社會管理提供了新的積極因素。在大城市,交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職能, 2016年12月,杭州市政府和阿里集團共同發布了杭州“城市數據大腦”交通治堵項目。以城市各類交通關聯數據的整合利用為基礎,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為驅動,通過對城市交通運行多維狀態的實時感知、分析和預警,以及機器智能對交通管理人工經驗的提取、學習和固化,為城市交通治理提供全面、科學、精準的輔助決策依據。運行一年多來,治堵效率顯著,試點道路平均延誤分別下降15.3%。2017年,杭州城市擁堵排名已降至第48位,緩解城市擁堵趨勢位列全國第一。在執法效能上,杭州市利用監控視頻圖像二次應用等技術,大幅提升執法效率和總量,2017年7月至今,全市交通違法月查處量一直位居全國36個大中城市首位,高壓嚴管的氛圍進一步提升了治堵實效。[5]

  對社會事件的及時預測是提高管理效能的重要基礎。大數據技術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例如,一些流行疾病傳播速度快,傳統方法很難快速掌握。利用大數據技術對海量的搜索記錄進行數據分析,就有可能快速準確地進行預測。一個經典的案例是Google公司的研究人員從數量上分析特定詞條被檢索的頻率和流感疫情傳播狀況之間的關聯關系,在對數億個不同的數據模型進行分析后,找到了一個預測精度很高的模型,Google公司利用該模型得到了與政府疾病控制中心所做調查十分接近的結果,而且時間提前了很多。[6]

  我國也有研究人員做過類似研究。以往我國流感監測由分布在全國的流感樣病例監測哨點醫院向國家流感中心上報,經進一步檢測、統計并發布流感監測周報。這種監測辦法通常比實際流感流行趨勢晚1-2周。有課題組針對2013-2014年的一次流感疫情,選出最有代表性的五個關鍵詞,分別為“流感”、“發熱”、“咳嗽”、“頭痛”、“感冒”。使用百度指數和微指數熱點趨勢和熱詞趨勢,以天為時間單位采集數據,結果表明這種方法可以實時反映出流行狀況,比疾控系統更加及時。國內外還有更多針對其它傳染病進行大數據預測的研究。[7]-[9]

  在環境?;し矯?,物聯網可以實現不間斷的環境觀測和數據分析,并對治理方案進行模擬測試。2016年6月,無錫環境監控物聯網應用示范項目試運行,以“全面感知、標準引領、平臺支撐、智慧應用”為主線,以水體、大氣、土壤、噪聲、放射源、危險品、廢棄物等幾類典型環境載體為監測對象,數據采集點包括23個空氣站、79個水站、18個浮標站、4個噪聲自動站、170個攝像頭、348個污染源、650個放射源、3163家固廢單位,實現了對全市主要環境質量要素、污染排放要素和環境風險要素的全面感知、動態監控和科學解析。數據顯示,2017年底太湖無錫水域水質總體已恢復到1997年以前的水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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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多年,由于信息不完備不對稱,有些公共服務供給未能與服務需求準確匹配,效率不高。網絡的廣泛滲透,使得差別化、個性化的公共服務需求更容易識別,為政府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創造了有利條件。

  流動人口的服務一直是公共服務的薄弱環節,信息缺乏是一個重要原因。近些年一些地方借助信息技術提升服務水平頗有成效。義烏市流動人口數量約130萬,為戶籍人口的兩倍,近年來市政府搭建起智能化管理框架,提高了服務的便利性和時效性。例如,2016年三季度上線的“新義烏人家園”公眾平臺,專門建立微信申報后臺系統,辦理居住登記手續只需在租住房屋前掃下二維碼,在公眾號里填好信息提交就行了,解決了空間時間限制,高效便捷。義烏流動人口信息分析決策預警系統是義烏市公安局依托政府大數據共享交換平臺形成的跨部門數據資源共享共用系統,不僅涵蓋了流動人口登記內容,還包含一些單位在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中獲得的其它數據信息,包括學歷、戶籍、年齡段、行業等不同類型。它既可以用來比對流動人口個人信息真偽,亦可根據數據及時通知個人登記信息,還能為流動人口變化趨勢做出分析。[11]

  依托網絡,政府能夠低成本及時響應那些種類繁多的公眾“小事”。北京市昌平區提出要迎合“微時代”人民群眾對政府服務的要求,通過網絡打通聯系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網絡反應的問題,既有諸如小區環境臟亂差,道路坑洼出行不方便、私搭亂建等較為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有“地鐵昌平線部分站點無手機信號”、“龍鄉小區的鍋爐房改成群租房”等五花八門的具體問題。不借助網絡了解、溝通和反饋,僅僅從工作量上看,政府就無法提供有效的管理和服務。到2015年底,昌平全區所有鎮(街道)均已開通政務微博,越來越多的單位開通微信公眾號,互動服務渠道更加多元多樣。[12]

  二、推動解決積弊和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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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政府主要依靠縱向行政層級獲取信息。比如由下而上層層填報數據,進行各種調研等。往往出現失真、延時等問題。網絡中的數據是扁平結構,決策者可以快速有效地獲取數據。大數據技術能夠對數據進行整合,“通過交叉復現,展示事態真相”。所謂“交叉復現”就是當一件事情發生時,會產生不同維度的信息,這些信息之間存在顯著關聯,如果這些高度相關的指標發生沖突,就可以懷疑其中某些數據的真實性。交叉復現利用多維度的海量數據保證了信息的真實性,克服了傳統信息來源可信度偏弱的問題,提高了數據信息的決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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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不對稱是導致市場機制失靈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超經驗商品和服務的質量信息是一個長期的難題。①大數據可以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分析,探究出新的規律和相關性。例如,通過比較某些藥品在網上的交易次數和數量,能夠判別出療效更好的藥物:治療同一種疾病的有A藥和B藥,如果網上交易數據顯示A藥服用數天后多數患者不再購買,B藥服用相同天數后多數患者會重復購買,再輔之以其它信息并處理好控制變量,就能判斷A藥治療此病的療效比B藥好。再如,某年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政策是否有明顯效果并不易直接判定,然而,如果網絡搜索信息顯示“政府對未就業畢業生相關政策”的查詢熱度明顯下降,就能察覺到大學生未就業的壓力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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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積累了海量的公共數據,這些數據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種典型的大數據??耪廡┦?,讓那些擁有先進技術和服務經驗的組織有機會對公共數據的價值進行挖掘,釋放其價值,創造新的生產力。更多機構和個人能夠利用這些數據,共同參與社會治理過程。當今世界,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實行“數據開放”計劃。2011年9月20日,巴西、印尼、墨西哥、挪威、菲律賓、南非、英國、美國等八個國家聯合簽署了《開放數據聲明》,并成立開放政府合作伙伴組織(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GOP),發布了《開放政府宣言》,明確了政府需承擔公開所擁有數據的責任。截至2017年11月,全球已經有75個國家加入了開放政府合作伙伴組織。[13]英國政府通過高效使用大數據技術每年可節省約330億英鎊行政開支,相當于英國每人每年節省約500英鎊。日本積極謀劃利用大數據改造國家治理體系,2020年原則上將所有政府信息云計算化,預計可減少三成運行成本。[14]

  我國政府也在積極推進公共數據的開放。2007年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規定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相關要求。2014年8月國務院發布了《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 2016年2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2016年11月國辦印發《〈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了《關于推進公共信息資源開放的若干意見》,要求著力推進重點領域公共信息資源開放,釋放經濟價值和社會效應。2018年1月,中央網信辦、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聯合印發《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工作方案》,確定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貴州五地開展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地方政府也快速行動。2012年6月,上海首先推出了地方性開放數據平臺。截至2017年上半年,中國已有19個地方政府陸續推出數據開放平臺。2017年4月,我國首部政府數據共享開放地方性法規《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條例》發布;2018年1月,《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實施辦法》發布。根據復旦大學發布的2018中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報告》,截至2018年4月,我國省級以下地方政府已經建立了46個互聯網政府數據開放平臺,其中地級市數量最多(31個),貴陽開放的數據集最多,開放了超過2000個有效數據集與接口;其次是上海、青島和武漢,開放的有效數據集均超過1000個。[15]

  政府數據開放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尤其是“信息孤島”現象即部門化、單位化、碎片化的問題,以及數據形態異構問題,都降低了海量數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政府系統數據整合程度和利用程度滯后于同樣龐大規模的巨型企業和社會組織。今后,繼續打破部門之間的數據分隔,部門之間使用統一格式的數據平臺,不同部門的數據形成結構相同、完整一體的數據集等要求,都是長期和艱巨的任務。

  三、問題與挑戰

 ?。ㄒ唬?ldquo;民主”決策與“科學”決策的沖突可能增加

  民主決策是讓公民能夠參與決策過程,讓群眾充分表達對決策選擇方案的意見和建議,使決策符合民愿、尊重民意??蒲Ь霾呤侵敢讕菘蒲Ю礪酆馱擻每蒲Х椒ń芯霾叩墓?,典型的形態就是組成專家委員會進行決策前研究并提出方案。民主決策強調的是合乎民意,而科學決策強調的是以最小成本達到決策目標,兩者的利益導向并不一致。有時專家們提出了“科學”的決策建議,但在民主決策過程中卻不被認同。在傳統決策理論中,解決民主決策中的利益牽制問題要靠所謂的“無知之幕”,即當事人并不了解決策會對其自身利益產生哪些不利影響,從而使決策過程能夠推進。在當前網絡廣泛滲透、信息無所不在的情形下,“無知之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存在,個體在作出決策時已經難從“無個人利益”的立場出發給出公允判斷。這就造成了決策中的兩難:如果民主決策不到位,有可能無法準確了解公眾的訴求,決策也無法有效執行;而如果讓民眾廣泛參與決策過程,則有可能會很大程度上背離“科學性”。需要針對不同情況,在兩者之間尋求積極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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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數據時代,平臺型大企業具有明顯的直接網絡效應和間接網絡效應,具有顯著的市場優勢和影響力。然而,用傳統的反壟斷理論對其進行監管碰到難題,因為無論是定價還是獲利,一些巨型企業并不符合壟斷企業的行為特征。例如搜索引擎巨頭不會利用其市場影響力向消費者高收費,而是免費提供使用,同時加載廣告來獲利。由于資本市場的深度參與,有些平臺企業對當下是否盈利并不敏感,可以極具“耐心”地等待,其行為甚至近似于“軟約束”。即使有些企業收入可觀,也更多的是技術和創新收益而非壟斷收益。因此,雖然有些企業的確具有較高的市場份額和市場控制力,但其產生的負面影響卻難于識別和量化。總之,對壟斷的傳統定義無法判斷免費市場中大企業控制力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這些都為政府管控壟斷行為帶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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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時代,每個人的大量信息都會自覺不自覺地上傳至互聯網,即使不被商家拿去謀利,絕大多數人也不愿意自己的私事被公諸于眾。例如個人醫療信息就有高度的私密性,患者不會愿意被他人共享,更不能容忍用這些信息不當牟利。國內曾有平臺企業將一些病友互助貼吧的吧主位置出售給醫藥企業,后者在吧中發布相關醫療和藥品信息,引起了廣大吧友和社會的強烈不滿。特別是大數據技術,其特點是“挖掘”,原本的零散信息通過大數據的整合很可能變成了對個人隱私“挖掘”很深的數據。比如私人偵探并不需要違法竊聽公民個人的通話內容,卻能通過掌握呼入呼出號碼、通話人、通話時間以及通話人的行蹤、職業、收入、資產等多種信息,“挖掘”出大量隱私。因此,大數據時代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商業機密和公民隱私,是政府的職責,也是全社會共同的挑戰。

  歐盟于2016年制定了《歐盟通用數據?;ぬ趵罰℅DPR)并已經于2018年5月生效,這個條例堪稱有史以來最嚴苛的針對數字經濟環境下個人數據?;さ淖帕⒎?。然而,該條例一經發布就引起不少爭論,法學界、互聯網企業、有關專家和社會各相關方面觀點不一,爭論激烈。谷歌、臉譜等一些國際互聯網巨頭和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大數據價值相當一部分來自于數據共享,抓取數據和匯總巨量數據中的信息是大數據的本質,不允許數據收集,大數據無從談起。例如藥品制造商需要了解服藥者的查詢和購買信息以把握療效,衛生部門需要了解民眾網上查詢行為從而得知某種傳染病癥狀的流行程度等等,這些都是當事人并不知情的“數據抓取”行為。總之,是強調隱私?;せ故喬康魘堇檬且桓雋僥蜒≡?/strong>。無論如何,GDPR出臺并生效實施,反映了現階段社會公眾和監管機構給予隱私?;じ蟮娜ㄖ?。在我國,公民信息?;の侍馓乇鶩懷?,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出臺了《關于加強網絡信息?;さ木齠ā?,其中一些措施還需要細化,以真正能夠對那些收集公民信息卻又不能安全存儲的企業進行追責,對非法獲取并倒賣個人信息的行為施以重罰,?;す竦暮戲ㄈㄒ?。

  從長期看,要尋求多種價值目標的平衡。由于數據?;の侍饈俏頤悄殼暗娜蹕詈投貪?,因此加大力度很有必要。但是,如果采取不切實際、難以操作的嚴苛規則和措施,就有可能淪為一紙空文。近些年,中國網絡和數字產業的蓬勃發展、突出貢獻和強大競爭力有目共睹,與此同時,個人信息的?;ひ踩找媸艿街厥?,但是從GDPR的角度來看,不合規之處很多,對中國數字企業涉歐業務帶來不確定性和多方面壓力。因此,要立足我國實際情況,積極穩妥推進數字產業規范發展和個人數據?;すぷ?,統籌考慮個人信息?;?、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競爭效率和產業安全等多個目標,同時要積極尋求與國外相關機構的溝通,促進形成公平公正公認的國際競爭規則。由于GDPR已經實施,這方面的工作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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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公共管理理論認為,公共物品、外部性、自然壟斷和信息不對稱等市場經濟的固有缺陷,是政府干預經濟的正當理由。然而在網絡空間,公共治理的需求遠遠超出了傳統邊界。我們僅舉幾個方面。首先,網絡空間中的市場主體通達范圍極廣,可以不受限制地干擾他人。傳統產業中商家和消費者的互動,不會明顯干擾非買家的生活,互聯網則不然,頁面上時常不可控地彈跳出讓人毫無需求并心生不悅的畫面,就是對他人生活的不當干擾。其次,不實網絡信息對社會秩序產生沖擊。大型平臺上人數眾多,利益關系復雜,又是匿名為主的系統,必定關聯公共利益,由于任何人都可以編寫信息并發布到網頁上,與講求公信力的媒體和需要同行評審的專業刊物相比,網絡對信息并無篩選功能,那些有誤解、有偏見甚至故意造謠和煽動的觀點也有可能得到廣泛傳播,從而帶來無法預期的社會影響。網絡社交媒體還有一個傳統媒體所沒有的重要性質,即實時的信息反饋。一個倡議通過報紙或廣播電視傳播,只起到傳遞消息的作用,每個受眾并不知道有多少人以什么方式響應這個倡議。但是在網絡社交媒體上,受眾的反應和準備采取的行動可以被及時反饋,當人們相信有較多的人會響應時,就會有更多的人響應,因此群體性事件的策劃組織更加容易。第三,網絡空間沒有物理的國界、海關和邊防,容易被國外機構和組織攻擊和利用。被控未經許可獲得5000萬Facebook用戶數據、操控美國大選選情的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聞就是一個案例。

  總之,網絡空間上的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邊界出現模糊和交錯,“廟堂”與“江湖”邊界相互交叉,部分融合,需要打破政府和企業原有的責任邊界,共同進行治理。一方面,互聯網企業創造了這個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網絡空間并從中獲利,就需要承擔經濟目標之外的部分社會責任,例如阿里巴巴在牽頭成立的全球首個“大數據打假聯盟”、騰訊推出的防止未成年人沉溺于網絡的“成長守護平臺”等,都是巨頭企業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政府介入網絡空間的治理,深入到企業層面甚至產品和服務層面進行管制,也不能一概視為政府對市場和私人領域的不當干預,而是承擔社會治理職責的需要??萍冀?、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等共同構建了網絡新世界,都應共同擔負起治理責任。

  本文最后一點感悟是:大數據時代,政府面對海量資訊來源和多種意見通道,在利用新技術進一步做好管理與服務的同時,還需要探討適應新形勢的理念、機制和程序,做到平衡各種信息來源,恰當解讀數據意義,明示社會公共利益,權衡比較各種選項。這些需要經濟理論、社會理論、公共管理理論等提供學理支撐,理論研究需要立足國情、立足時代,與時俱進,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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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按照消費者可獲得信息的程度,可以將商品和服務分為搜索商品、經驗商品和超經驗商品。搜索商品是事先可以通過搜索相關信息或直接觀察得知其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例如水果的新鮮程度、某種品牌產品的質量等。經驗商品是指只能通過消費過程才能得知其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例如餐廳菜品、老師教學水平等。超經驗商品是指存在多個影響因素和個體差異、即使親身使用也無法判定其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例如藥品的療效不好,就難以判斷是疾病嚴重還是藥品質量問題;再如對政府某項政策的效果判定,有時也屬于超經驗類問題。

個人簡介
江小涓,女,1957年6月出生,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投資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國家軟科學指導工作委員會委員,若干省市政府經濟顧問,若干大學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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